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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31

    尼采的夏天

    自从在周嘉宁的《杜撰记》里面看到这句话:“春天发生的所有情事都是不怀好意的。”莫名其妙地对它一见钟情。直到我前两天又一次一脸戚戚然(至少我想象当时我的表情是这样的)地说出这句话,Z反问道:“既然这样,那么夏天发生的情事呢?”在记忆之中翻箱倒柜地寻找,触及到许许多多词语,譬如蓄谋已久、口蜜腹剑、阳奉阴违乃至波谲云诈,但是它们都一下子如同奄奄一息的病人显得苍白无力。不知道是汉语言的博大精深还是周嘉宁的灵光乍现,才有了一个这样惟美的意境:姹紫嫣红的明媚仿佛摔到地上的铜镜那样支离破碎,冷峻的表情渐渐淹没了这些华丽的碎片。但是,即使我想不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词语来形容它,夏天还是来临了。

    上海是一个没有春天和秋天的城市——前两天还是漫天卷起来的云,堆叠成膝盖撞瘀后那样的乌青,套上厚厚的衣服却还是挡不住浓烈的凉意,露在外面的双手像放在冰窖里冷藏过似的冰凉。今天忽然阳光普照,炽热得晒在脸上都觉得有点毒辣,还收到那个名字好听很有礼貌的学妹一条好玩的短信:“暖流已来,请聪明的小孩注意脱衣服,笨的就不用了,热死一个少一个。”冬天和夏天就是这样勉强而拙劣地拼接在一起的,好比接口缺裂了的铁轨,火车驶过的时候不免会剧烈地颠簸,因而使人觉得很难受。

    但是暖流毕竟是使偌大的校园生机蓬勃起来了,例如壮丽地开放的樱花,细碎的白色花瓣融合成一片挂在树梢的云雾,随风飘散,斜斜地落下,铺了一地落英。那样的惟美并不是信手拈来一团白纸,把它撕得粉碎然后往空中一抛就能营造出来的。去年的三月,我安静地伫立在校道旁,投入所有真实的心情去观赏樱花,但是今年的三月,面对依旧灿烂的樱花,我不再心如止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物是人非总是自然而然地带来伤感,而大学就是一个习惯上演离愁别绪的地方。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一年一年地更替着——一群人轰轰烈烈地离开,两个月后,另一群人熙熙攘攘地来临,顺理成章得就像四季的更迭。时光在无情地洗去旧人留在校园里的痕迹,因为我们毕竟仅仅是过路人而已。没有人知道四年之后在我们每天都经过的校道上会行走着哪些男孩女孩——“四”象征着一种轮回,譬如瞩目的世界杯,但是对于球星来说,他们尚且可以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地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对于我们来说,在四年大学里经历的每一点一滴,都是绝唱——只有这些婀娜的樱花树还会年复一年地开花,就像守时的情人去奔赴约会。

    大学生活平静又仓卒地度过了差不多一般半,但是它的结局还是呈现出大雾弥漫的蒙太奇。忽然想起施拉普纳的名言:“实在不知道往哪里踢,就把球往门里踢。”中国足球出过的优秀球星屈指可数,但是经典语录却层出不穷,诸如韩乔生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以及黄健翔的“伟大的左后卫”之类,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而施拉普纳这一句,则给了我启发:“实在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去读研究生。”后来我们都讥笑施拉普纳的荒谬,但是现在看来,不假思索的结论,未必就是错误的。如果把握不住命运的风帆,那就随波逐流好了。因为没有哪个人是未卜先知的,正如没有谁料到,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交大机动学院,会炮制出“炒作大王”宋祖德和把足球以及网络游戏玩得团团转的朱骏。

    夏天盛大地光临了,它属于尼采一样亢奋的人。尼采曾经把自己比作只是付出不要索取的太阳,那么,正是他把夏天装潢得如此金碧辉煌。在这样把瑰丽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季节里,我常常一个人在南区体育场里,一圈又一圈地跑,直到筋疲力尽。尽管,如同夏天的树木一样旺盛的尼采,他的精神终于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方式崩溃了,就像繁殖能力太强的一支黄,失控地泛滥着。

    March 29

    童话结束在2000年的盛夏

    329日如期而至,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有许多支离破碎的念头汹涌而至,关于足球,关于梦想,关于爱与恨,关于2000年的盛夏。艳丽的凤凰花又盛开和凋落了一个轮回,一圈浅浅的年轮不经意地形成了——路口那棵妩媚的树又长大了一岁。但是Manuel Rui Costa并不是欣欣向荣的花草树木,他只是又苍老了一些。

    2007年的329日,是Rui Costa35岁生日,一个对于球星来说应该开始甚至已经被遗忘的年龄。

    一个无可复制的大师就是这样略带忧郁地渐行渐远,即使是略显落魄的身影,他仍然是那么具有艺术气质。曾经,他在里斯本的光明体育场起飞;曾经,他在一度是文艺复兴中心的佛罗伦萨留下深刻的印记;曾经,他辗转于时尚的米兰……最后划下一道美丽的轨迹又回到了原点,但是现在,仅仅是因为一个顶着美洲土著发型的中国球员和他成为了队友,才偶然在对于这名中国球员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中看到一个星光暗淡的他。

    关于葡萄牙,关于Rui Costa,已经写过很多文字。自从喜欢上他们,变得就像《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罗嗦,反反复复地叨念着。和我稔熟的男孩女孩,没有哪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博客要取这么一个名字——童话结束在2000年的盛夏——在FigoRui Costa以及那个最具天赋的却也是最早陨落的Pexie领衔的“黄金一代”惊艳地登上世界足坛的舞台时,我还没有喜欢上足球;在我迷恋葡萄牙的日子里,他们的曼妙与浪漫却屡屡折戟沉沙,最后,他们终于褪下了华丽的外衣,逐渐趋于粗犷而强硬——所有美丽的回忆,都在2000年的盛夏发生,并且匆匆结束。

    如果说Figo是勇气的象征,因为他在34岁的时候仍然驰骋在德国世界杯的赛场上,那么作为灵感的化身的Rui Costa,却在最美丽的季节早早凋零。现在,只能从录象里一次又一次地重温那个经过二十八脚传递后由Rui Costa助功Joao Pinto冲顶破门的经典进球,以及一幕又一幕惟美的画面,即使是同样被奉为教科书式团队配合的阿根廷那个如同蜘蛛织网一样缜密的进球,也无法替代——潘帕斯草原上的野性的呼唤又怎么会有伊比利亚半岛上热风长吟的温柔?

    Rui Costa是殿堂级的古典前腰,也许还是足球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在现代足球越来越功利化的大势所趋之下,只有像Deco这样实用的中场核心才能大行其道。至于艺术足球,连华而不实都算不上,不过是一文不值的牺牲品,就像伦勃朗那些巴洛克风格的作品,被收藏在附庸风雅的有钱人家里。这样的情景,其实是很残忍的,却因为频繁地出现,连我都感到麻木了。

    因此,再也没有哪一次艺术足球的死亡能够像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的那一次带给我如此撕心裂肺的痛楚。在壮烈的2000年之夏,他们划下无尽哀艳的句号,但是至少,是终结在同样堪称大师的Zidane的点球。而2002年呢?正当他们准备释放“黄金一代”最后一抹荣耀之时,却被过早地扼杀了,就像含苞待放的八仙花,夭折在春寒料峭之中。我讨厌,甚至憎恨韩国鬼子,不是因为他们把头发染成屎黄把东方人的象征和人体的代谢产物等同起来,不是因为他们老是用两根手指夹着半截烟在劣质地装酷,而是因为五年前,他们操纵了比赛,然后毁灭了属于葡萄牙的绛红色的艺术足球。

    从此以后,足球永恒地缺少了绛红色的美丽,倘若不能永垂不朽,那么即使是一刹那的光辉,也足以让我记住那个夏天的葡萄牙,记住了永远的艺术家Rui Costa,并且我固执地相信,在无人喝采的角落里,他仍在行云流水地创作着。

    Manuel Rui Costa,由衷地祝你生日快乐!

    March 26

    从绿田路到四川北路(下)

    告别绿田路的那天是2005年的612日。

    整整三个月以后,我第一次来到了上海——在飞机上呆了两个小时,我远离了那个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上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火树银花的外滩,不是璀璨的东方明珠,而是整修前像消化不良的肠胃那样弯弯曲曲而又川流不息的四川北路。头天晚上,我拖着一大堆行李来到四川北路中部的大舅公家里。

    那是一片等待拆迁的旧区,被繁华的商业区层层包围着,中间隔着一个偌大的公园,里面有很多饭后散步的老人和小孩,鲜明的时代色彩就在这个公园形成落差巨大的断层。在浮华的外衣掩饰下,破败的房子参差不齐地堆叠着,垒成一个形状奇特的城堡似的。这片旧区就像博物馆一样完好地保留着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市井气息。

    穿过阴暗的过道,爬上那条早已磨得光滑的木梯,舅公打开那扇和这些旧房子一样历尽沧桑的木门招呼我进屋去,木门发出“吱呀”的一声,好像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发出的沉沉叹息。整个老房子都散发着陈酒一样的香醇,尤其是厚厚的木地板,在上面走的时候发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咯咯声,让人感到莫明的舒服。亭子间是上海房子的特色,是处在一层和二层之间的一个不高不低地吊着的房间,可惜像我这样的外乡人,似乎无论花多少笔墨都无法写出亭子间的韵味。

    夜深的时候,我就躺在亭子间角落里的一张单人床上,但是窗外的四川北路仍然灯火通明,橘黄色的亮光从窗框整齐地划开的一个个方格子里倾泻进来,在地上床上以及我的身上灿烂地盛开着,像满地的繁花。那是修路工人在开工——四川北路的整治扩建正在匆匆进行。隔壁的人家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很大,劣质的喇叭并不能表现震撼但却声厮力竭,正在播放那年头很受欢迎的《斗鱼》。电视喇叭的声音和修路工地上很具重金属格调的机器轰鸣声很勉强地混合在一起,像一群吹奏哀乐的人在为这片即将坍圮的旧区唱着走调的挽歌。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从亭子间走到二层的厅堂里吃早餐,油条、豆浆和糯米卷搁在桌子上,那是在广东鲜能见到的搭配。望望窗外,街上已经人声鼎沸的了。街坊都挤在那道浅浅的小巷里,像淤塞的河道一样只能缓缓地流淌。卖小吃的小贩以及卖菜的大妈叫喊声此起彼伏,地道的上海话听起来就像抑扬顿挫的散文诗。

    吃完早餐以后,我又收拾好行李直接乘出租车去到上海西南角的交大闵行校区,匆忙得甚至没有来得及为这个文物一样浓缩着老上海影像的地方拍下一幅照片留念——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正在融合,那些迥异的风景,一幅幅地重合在一起,复制出一张张毫无特点的模板——一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而去。正如黑格尔对海涅说过的名言:“存在的就是有价值的,但是存在的也是必然要消亡的。”

    大舅公不久之后就搬进了新居,我几个月后又一次来到四川北路,为的是陪朋友在四川北路的横街窄巷里一些隐没在民居里的小店看看据说仿真度很高的盗版鞋,至于那片旧区早已夷为平地。四川北路肆意地展现着它欣欣向荣的繁盛,但是再也找不到那些故物的痕迹:热气腾腾的豆浆、被灯光渲染得堂皇的吊在半空的亭子间、操着上海腔调叫卖的小贩……那里只有每个大城市都俯拾即是的并且千篇一律的风情万种罢了,妩媚却庸俗。

    March 24

    从绿田路到四川北路(上)

    翻看到XX传给我的一堆旧照片,那都是在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回校收拾东西的那天拍的,每一张照片的右下角都定格在2005年的612日,那天过去以后,我们亲手把我们留在一中校园里面的痕迹全部抹去,带回家的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回忆,珍爱地保存着,而照片,就是开启这些回忆的钥匙。

    最后一张照片,里面没有我们的身影,那是从我们宿舍的阳台斜斜地拍下来的绿田路路口,忽然之间,仿佛是整理房间的时候不小心,碰翻了阁楼里的箱子,许多故事一下子倾泻了出来。

    照片上的绿田路很冷清,整个街道空空荡荡。多年以来,我们无数次浸淫在它喧闹的市井气息里面,只在离开的那一天觉得它一下子苍凉了许多,所有的景物,都被灰色的天空笼罩着,离愁别绪就如同蔓草一样泛滥。果然,在我们毕业的那个夏天以后,学校就在周一到周五闭上铁门,严禁学生外出,仿佛,绿田路就像一个过气的卖唱艺人那样落魄,它尝试着披上华丽的外衣,但是也掩饰不了年华老去。

    街口拐角处那一间“木村井泓流行店”,大抵是绿田路里最花哨的,并且也是硕果仅存的寥寥几间能在绿田路长年累月地经营的小店之一。在这条并不宽敞的路上,虽然常常因为车水马龙而堵塞,但是络绎不绝的过路人很少会到路边的店铺消费,于是这里的商店店主就像候鸟一样来来去去地更迭着。绿田路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朝代,就连路面也是旧衣服似的打满了补丁,一块块蓝黑色的沥青就像是手术后留下的伤痕那么显而易见。而那间流行店却格格不入地展示着它那些大红大绿的招牌,吸引着挽着手,背着书包,有时还会穿着校服的男生女生去钻进那个黑沉沉的店——这家店的四壁都贴了黑色的墙纸,从外面看仿佛是深邃的黑洞,但是这样也更加显得放在架子上那些玩意有如星辰一样耀眼了。

    而在街口另一边与它对峙着的,却是另一番光景。那是一个多次易主的食店,外墙贴着红色的瓷片,可是一大半已经被年复一年的油烟熏黑了,就像一个多次改嫁的新娘那样人老珠黄了。每到中午或者傍晚,食店门前人头攒动的挤满了买饭盒的人,大多数是操着方言的民工,也有涂脂抹粉的女人,很劣质地艳丽着,吸引着民工们不怀好意的目光,就像死去的蝗虫被蜂拥而至的蚂蚁簇拥着。店里的仅有的两三个店员,手忙脚乱地从大锅里舀出饭菜,放到泡沫饭盒里,便一手塞到顾客手中,一手接过揉得像脱水的菊花一样皱褶得厉害的零钱。除了开饭的时间,这里门可罗雀。食店的二层是用铁皮搭建的,被云霞一样橙红色的铁锈浸蚀着。还开着一扇窗,可以看到里面住了好几个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把狭小的空间挤得水泄不通。铁皮屋里里外外还凌乱地摆放着一盆盆植物,绿色被强行地涂在这里,构成一幅蹩脚的画。无论下面的绿田路热闹还是冷落,这个铁皮屋总是那么地置身事外着,仿佛一切都与它无关。它就像悬浮在半空的一座城池。

    可是,我们习惯流连的地方,一个接着一个关门大吉了,过不了几天,面目全非地重新开张,店里全是一系列陌生的面孔。像我们刚刚学会了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常常偷偷摸摸地光顾的一间盗版光碟店,以及看店的金发女孩;像我们常常为了看那两个漂亮的女孩而去吃饭的“喜儿坊”;像每周三傍晚都会准时在它的门口等待最新一期《足球周刊》的那一间书店;像气氛暧昧因而屡屡成为情侣约会之地的“情未鸟”西餐厅……也都早已迁徙,过往的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了,连一个给予我们凭吊的纪念碑也没有,在绿田路尽头的那间烧腊店,也许是唯一留下的活化石,见证了这一切。幸而它至今仍然生意火爆,只是依旧熙熙攘攘的顾客里,已经鲜能见到像那时的我们一样穿着校服的学生,也不会再有人把几大盒烧腊饭打包,塞进书包里偷偷在守门保安的眼皮底下溜进学校。

    一眨眼,那个毕业的夏天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情非得已地想起周嘉宁的小说《夏天在倒塌》,她说“夏天终将过去,夏天终将到来”,而我们的绿田路,也在二零零五年的夏天——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大学生活莅临的那个夏天——埋葬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March 16

    指间的流水落花

    傍晚六点,准时来到教室上二专的课,环顾四周,较之上周又少了一两个人——本来这个冷门的新闻传播学二专一锅端也只有那么二十几个人,而且来上课的人数还像入秋以后的洋紫荆的树叶一样一天比一天少。我悲哀地猜测,再过十来个星期,还能坚定不移地出勤的人将会像某个著名的眼药水广告里提到的细菌一样,一点一点地被过滤掉,经过二十七层净化,最终荡然无存。

    偌大的教室里零零落落地坐着心不在焉的十来个人,像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夜空里稀疏的星星。一个老头在讲台上孤独地讲述中外新闻史,像窝窝头那样干巴巴的。让我感兴趣的是他那厚厚的黑框眼镜后不时使劲地眨着的眼睛,这个小动作使他看起来是个可爱的老头,甚至使我因为在他的课堂上埋头看笛安的《告别天堂》而感到内疚,好像在犯一个莫大的错误,不像在大学物理之流的理科课上,面对像放在烈士墓前几个星期之后的花圈一样无精打采的中年妇女,我会理直气壮地听音乐写随笔吃早餐睡大觉瞄女孩说闲话。

    《告别天堂》,说的是一群善良的年轻人的故事,譬如纯真得像个孩子的宋天杨,譬如感情丰富的江东,譬如外表落拓内心敏感的周雷……但是都不如方可寒留给我的印象深刻,她是个年年考全级前十的好学生,她是个小学的时候已经引得一群男孩为他打架的漂亮女孩,她还是一个花一百几十块就能跟她睡觉的微贱妓女,后来她被那所优秀的中学开除,然后在十八岁,在宋天杨、江东、周雷他们第一次高考模拟考的那天因为血液疾病而去世了。不经意之间,八年过去,所有人都长大了,即使是看起来像是不会长大的宋天杨,只有方可寒永远地停留在灿烂如同夏花盛放的十八岁。

    时间把鲜活的人和事杀死,它们也就变成了回忆,以婀娜的姿势葬身,然而没有被时间杀死的,它们就连回忆,也不是。这些不仅仅在小说里发生,在现实里也上演着。前些天收到信息说,一位研究生师兄完成硕士学业,周末我们一帮同乡聚餐为他饯行。虽然不是有很深交往的人,可是毕竟,那一年,我和GB考入交大,而这位师兄来迎接我们,见证我们翻开在交大的一页。2005年的夏天,我和GB一起亲手把自己从中学生活的版图上撕下来,憧憬着所谓的“新的开始”。

    至今,对于“新的开始”的印象,只剩下这一个即将离开的师兄。倒是诀别显得隆重,壮烈地烙印在心里。虽然并不特别喜欢郭敬明,但很欣赏他在《19952005夏至未至》里结尾的这句话:“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大雨里潮湿的回忆,所有的眼泪和拥抱,所有刻骨铭心的灼热年华,所有繁盛而离散的生命,都在那个还未曾到来的冬天,一起扑向盛大的死亡。——那本书在班里转了一圈,被不少人看过。它写得一般而已,如果有所触动,也仅仅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处于高三下学期最繁忙的复习阶段,无暇去纪念一个注定发生的曲终人散。于是这一段话,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墓志铭,为我们的花季雨季而镌刻下的墓志铭。

    听说谁和谁恋爱了,谁又喜欢上谁了。活着的人和事,都在变幻莫测地演绎着——在“文化大革命”史的课上看录象,那些经典的场面其实如此熟悉,宽阔的广场里红色的海洋、高高在上的领袖,以及排山倒海的欢呼,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些东西会被替换成群情汹涌的粉丝、炫目的偶像和沸沸扬扬的“超级女声”。那个年代,孩子生为政治工具,而现在的小孩为娱乐工具,但是做秀的本质是永葆生机的,包装再如五代十国的君主那样频繁地更迭,也无法掩盖。

    未知和已知像藤蔓植物一样缠绕在生活里,我只是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过:

    忽然想去乘五号线转一号线在莲花路地铁站的“街客”买一杯覆盆子果乳;

    忽然想去徐家汇的地下商场买回来一堆妖艳的本子回来写随笔;

    忽然想去再看一次海子写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忽然想去找那个有趣的女生——世界杯的时候,我和GB去菁菁堂看球,她坐在后面异常激动,我们暗暗讥笑她是伪球迷。不久,科特迪瓦队换人,上场的是十号球员,我和GB面面相觑:“这是谁?”忽然听见后面的女生一下子说出那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名字:“雅皮·雅波”……

    而李煜的词一直都那么适合作为一个煽情的结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但是生活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词歌赋,甚至只是Maple写出来的那一堆毫无头绪的只言片语——它就是手心捧着的水,张开手掌,就从指间逝去。

    March 14

    闪亮朋友

     

    假期之前答应过XX,说要写写他,就像在《忧伤的朋友》里面写CEO一样。想找一首燕姿的歌作题目,因为XX一直很喜欢她,但是XX是这样的特别,以致没有哪一首短短几分钟的歌可以概括出他的内涵,即使我写很多很多的文字,也不可以。

    翻看高中毕业那天我们写的纪念册,再一次看到XX写的那一页,种种潮汐那样起起落落的往事忽而像洗涤过那么清晰——你说你在你写的那篇《闪亮朋友》里写过我,于是我也觉得,对我而言,“闪亮朋友”用在你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XX的许多事情其实已经在以前的文章里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像《一个人的天堂》里我们在领导讲话时肆无忌惮地聊天,玩球星名字接龙的游戏;像《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我们因为同样喜欢那时风靡华人世界的中文武侠RPG而一见如故……我们的故事,总是说不完的,因为朋友不是罐头,没有保存期限。

    寒假最后几天的一个晚上,约了XX,还有Frog、春明、阿张在桂畔海放烟花,度过了火树银花的一个晚上。看着在烟花的渲染下我们美丽的面孔,我联想起不久前写过的那篇不无忧郁的随笔《烟花般寂寞》,以及与原文一样怆然的插图《烟花海季节》,发现自己的愁绪来得莫名其妙——其实我哪里比烟花寂寞了呢,我居然遗忘了这么多的朋友。XX就是他们之中,闪亮闪亮的一个。

    那天放完了烟花已经很晚了,因为忘了带钥匙,干脆去XX家里睡。午夜的街道里,朋友们一个个渐次散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任由路灯把影子投落在被灯光涂抹成橙黄的街道上,慢慢地拉长又缩短地循环着。

    这是我第二次到XX家里过夜了,上一次是高二的寒假,他全家人都到乡下喝喜酒去了,而他还要上奥林匹克竞赛的假期辅导,一个人留下来了。那天早上他异样兴奋地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家里没人,你来陪我好好地玩吧!”于是我晚自习下课后就和XX到了他家里,我们上网、聊天一直到深夜。XX还慷慨地把家里仅存的一包方便面煮给我吃了,之所以不得不提一下,是因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煮东西给别人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累得不行了而迷迷糊糊地睡着。本来我们早就调好了闹钟,第二天准时起床上课的,即使再困倦也要挺到课堂上再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闹钟没有响,睡眼惺忪的我们隐隐觉得有电话铃声,响了半晌,我们没有接,就停下来了。猛然睁开眼睛,我们发现已经上课了半个小时,于是惊惶失措地收拾了一下,狂奔回学校。后来才弄明白,那个电话是CEO看到我们没有回去上课而打过来的,否则我们说不定要继续昏天暗地地睡下去。

    而这一次来XX家过夜,一晃已经离上一次有三年之久,也终于不用再像上次那样担心第二天上课迟到,我们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改变了,可是一切又像是在重复发生,像我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说别人的八卦,然后哈哈大笑,像我在2003年冬天送给他那张手绘的罗马队徽,仍然贴在墙上……生活本来就是在没有休止地重复发生的,就像那个晚上,我们两个被路灯反复地拉长和缩短的影子。譬如在《唯爱》里又一次看到凌濑遥饰演的女主角,和《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一样勇敢地追求纯洁爱情的女孩,感动也是一样的。重复着的生活里总有一些人和事让它变得刻骨铭心,XX无疑就是让我由衷地喜欢生活的那些人里闪亮的一个。

    XX的头发略显灰白,我们开玩笑说这样的颜色是人家特意去染也不能达到如此错落有致的效果,后来他还是把头发染黑了,说是因为怕形象太突出,做了坏事之后容易被认出来。但是即使不是他头发的颜色,他仍然是个令人难忘的男生,因为他的出色。XX唱歌很好听,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合唱团的男高音部,现在在大学里组了一个乐队,唱的是无伴奏的歌曲,在全国大赛里勇夺银奖。XX也喜欢写东西,我们在同一个班的时候,他是语文科代表,常常有佳作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读出来。我记得尤其清楚的一篇是《华丽的转身》,开头一句写得格外妩媚,说雅鲁藏布江因为那个气象万千的大拐弯而闻名于世,然后谈到了人生也不能勇往直前,有时候需要转身,这样才不至于处处碰壁。XX还喜欢打篮球。喜欢玩单机游戏、喜欢听燕姿的歌、喜欢看漫画……最难得的是,XX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用心,就连做我的朋友都一样。

    我们喜欢的单机游戏早就衰落了,在大学里我们在走各自的路,生活在无声无息地流淌。和XX的那些事情,譬如一唱一和地演双簧来揶揄舍务老师,譬如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冒着电闪雷鸣溜到教室里看罗马对阿森纳的冠军杯直播(还记得那一场亨利上演帽子戏法),譬如嘲笑《足球周刊》那个著名的记者雷克老是标榜自己一天三访马拉多纳……平平淡淡,不像星爷那些“光辉事迹”一样每一桩都能写成一本书,但是XX的闪亮还不仅仅因为他灿烂——在天幕里缀嵌着的繁星中,最闪亮的那些,本来也跟其他星星一样,只是因为它们距离我们的眼睛更加接近而已——XX也是,无论在中学的时候朝夕相见,还是现在这样相隔千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远离过。

    因为一直相信我们是心有灵犀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我迷恋的葡萄牙和XX钟情的罗马都覆盖着深邃的红色?

    March 08

    失火的天堂

    那是十年前一个仲夏的傍晚,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之后,我和你像一对私奔的小情侣偷偷地溜到那座五层的教学楼天台。我们趴在栏杆上看着小朋友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直到喧闹的整个小学渐渐平伏下来。

    那时候,你真是个好看的女孩,短发随着微风有节奏地摇曳,斜斜地挎着红色的书包,比天边的火烧云还要艳丽。

    你忽然看着我,认真地说:“听说,云上面就是天堂,是这样的吗?”然后,你指着那些旺盛地燃烧着的火烧云,轻轻地说:“可是,天堂失火了啊……”

    我们一同陷入了失语,我偷偷地看了你一眼,察觉到了你脸上的悲伤,那个无忧无虑的年龄不应该有的悲伤。

    好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失去了联络,那些关于到海边放烟花看星星然后你枕着我的手臂入睡的美丽诺言早已烟销云散,可是那个火烧云的傍晚一直记得很清楚,而且,我终于明白了,那一刻,为什么你会难过。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淋漓尽致地写尽Arsenal的艺术足球的美丽,哪怕是最盛大的节日的烟火,抑或阳春三月里最繁花似锦的日子。可是在这个欧洲冠军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晚上,艺术家的画板上再瑰丽的色彩也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刹那显得苍白无力。华丽到极致而涌现的惟美被野蛮地碾成五光十色的碎片,那不仅仅是碎片,还是一颗追梦者被毁掉的心啊。这一英伦四岛上最具观赏性的球队,面对PSV的破坏式打法,他们终于骄傲而又潦倒地逝去。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只是被一群龌龊的刺客所暗杀,他们是死于对完美的近乎偏执的追求。

    我懦弱得没有打开网页去浏览一切关于这场比赛的新闻——因为PSV有一名中国球员,网上必然充斥着太平盛世式的弹冠相庆,泛滥着肆意的渲染胜利的喜悦——我从心里害怕看见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漠视中怆然却又慷慨地奔赴死亡,就像浪漫的雪莱。

    由始至终鄙夷某人得意洋洋地对我的“教诲”:“金钱是万能的。”但是不得不相信了,在这个庸俗得一坨狗屎也可以经过一掷千金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为流行商品的年代,所谓的“艺术”在功利的阴影笼罩之下都像温室里的幼苗一样弱不禁风。然而,这一些Arsenal的年轻球员仍然生机勃勃,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只有二十出头,甚至只有十七、十八岁。他们不会就此凋零,因为Beatles说过,有梦的孩子不会死。

     

    至于我自己,自从前些天与一位屡屡帮助我,替我与书商联系出版的事情的先生见面过后,一直没有平静过,我开始不能确定那个一息尚存地维系了好多年的梦想是不是正在慢慢地坍圮了。他对我好言相劝:“现在的书商对学生作品很感兴趣,尤其是风花雪月的故事。虽然你很少写这样的题材,不过以后也可以慢慢转过来,现在最重要的是,炒作出一点名气,最好能够闹出一些什么事件……”

    我恐怕,他误解了一些东西。可以出版一本书,确实是我那么多年的梦想,可是我并不想效仿某些附庸风雅的老板,无论如何也要著书立说,企图用书卷气来冲淡一下浑身上下散发着的铜臭,那不啻就是一个拼命地往身上喷香水来掩饰自己的狐臭的贵妇人。

    我写东西,正如在我的空间里所说的,只是想“静静地躺在明亮而瑰丽的天堂里写下我的心情”。我想起,和我一样是狮子座的默默把我比作“骄傲的孔雀”,那么,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是不是要收敛起颀长而鲜艳的尾巴,卑躬屈膝地为达官贵人跳着他们喜欢的舞步吗?如果为了实现一个梦想而背叛这个梦想,那么,我还是亲手把它撕毁吧。

     

    Frog从网上传给我几首歌,是她在香港大学的同学自己创作并且自弹自唱的。听着这些让人感到很舒服的歌,心里蓦然有了一些感动,在浮华的花花世界里,毕竟还是有人可以一直心如止水地追随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被迫亲手撕毁它。Frog说,他不想成为明星,只是想做一个音乐人,我在由衷地祝福这个素未谋面的男生的同时,也不禁有了一点嫉妒。

    行走在校园里,偶而会茫然地不知所措,但是毕竟,学校还是一个纯洁的地方,这里的湖水,这里的樱花,这里的球场……乃至这里的天空里间或经过的小鸟,都那么干净。可是,在一门之隔的校外的世界,我为那样的躁动不安和污秽不堪而难受,那里没有我生长的水土,好比淮南的橘子移植到淮北,就只能结出细小的枳。

    Francesc FabregasTheo Walcott这些Arsenal的年轻球员,他们还可以等待明年的冠军杯,那将是他们大放异彩的舞台;像Frog的同学,他可以像守护者一样让梦想一尘不染;而我呢,我的天堂早已失火了,我不知道,应该任由它熊熊燃烧直到把整个天空渲染得金碧辉煌,还是把大火扑灭,在焦黑的废墟上重建一座新的天堂。

     

    最后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火烧云的夜晚,如果你还是那个挎着红色书包的短头发女孩,如果我还能重新遇见你,如果我们还像一对私奔的小情侣一样偷偷地溜到教学楼的天台,我希望还可以和你一起感受那莫大的难过,一同为那个失火的天堂落泪……

     

    March 03

    凌乱生活的留声机

    最初是在Maple的博客里看到她录的广播剧,演的是一个大胆示爱的女孩。那是他们参加中山大学广播剧比赛的作品,情节是简洁的校园爱情故事,不过听着的感觉很好,就像软软的又粘粘的香草糖,听完以后还把Maple表白的那一段独白抓轨出来作手机的闹铃声。于是很有兴致地把其他二十多个参赛作品都下载下来,有的浮夸程度堪比“大跃进”时期流行的“放卫星”,有的男女主角的感情就像平流层的空气一样稳定地拖延着,当然也有像罂粟那么艳丽并且容易惹人上瘾的佳作。Maple和她的伙伴们还是表现得非常精彩,而且在认识Maple七年半之后蓦然发现这个被我们戏称为将会是“中国第一个女的黑人外交部长”的女孩,她的声音经过录音处理也会像她的文字风格一样展现出火树银花的灿烂,非常动人。

    正如这个广播剧比赛的宣传里所说的一样,在网络、电视、电影的冲击下,这一种略显朴素的表演形式渐渐被遗忘,随着曾经红极一时的收音机而没落。记得小学的时候每天中午都按时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商业电台的情景喜剧《十八楼C座》;记得初中为了赶得及收听体育新闻,常常和Sky在饭堂里买好了饭就径直跑回宿舍,一边把收音机的音量调至最大,一边不顾禁令地在宿舍里吃饭;记得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正值中考复习的冲刺阶段,我和GB仍然会在晚修课揣着收音机躲在一些空置教室的角落里偷偷地听实况直播,还时不时抽风似的大喊大叫……不过陪我经历了以上那么多事情的那一台收音机,终于不敌岁月的磨洗,被遗弃在杂物堆里面了。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它忽然就退出了我的生活,无声无息的。

    听着这些广播剧,回想与收音机相依为命的年代,好像打开了留声机,再听一次当时录下来的无法经历第二次的片段。也许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才会有热情去重温,以一种悦目的方式去重温。也许默默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即使我们回到了过去,我们也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了。”所以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用属于自己的留声机,录下岁月的印记。

    留声机,那个爱迪生在一百多年前发明的东西,只要看它一眼就很难忘记它的模样——有一个硕大的喇叭,以一种优美的又略带一点忧郁的姿势卧躺在方正的盒子上。也许留声机比收音机更早地被时代的大浪淘沙所抛弃,但是我仍然喜欢它的优雅——从前我还曾经拥有过一个留声机造型的音乐盒。只有像留声机这个属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外形,才有足够广阔的时间跨度容纳回忆。

    在我的留声机中,不乏凌乱生活,支离破碎的被时光冲刷得千沟万壑,但是我从来不刻意地去整理它们。好比我喜欢上了凌乱的桌面,正如Fengxian以艺术家的口吻抒发着:“我最爱一天里的这个时刻。”他说的是午夜,他习惯于奋笔疾书的时间段。而我最近则常在堆放着各种抽象或是具体的意象的桌面上扫出一个狭小的空间来写作。眼前是藤蔓一样缠绵悱恻着的网线和电线;巧克力、速溶咖啡、薯片以及糖果镶嵌在书堆里,因为反正书是精神食粮,所以归根结底它们是同一类的;一盒鲜艳的水彩笔被当作图腾一样一根根地竖起来;还有杯子和汤匙,突兀地伫立在一角:于是常常要疑惑钥匙在巧克力盒子里还是在糖果堆里,或者是手机被掩埋在哪一个经纬度。

    最近好高兴的一件事是,收到了娃娃送的礼物。那是几盒很有创意的火柴,盒子上画着可爱的图案。大抵是她希望充满颓废气息的我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划一根火柴就燃起一个希望,可是,女孩最后还是冻死在除夕的街头,我也没舍得划掉这些好看的火柴,于是把它们搁在本已凌乱的桌面上,使桌面更加缤纷了。唯一稍稍有点担心的,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在某个温度下自燃起来。

    其实,像Maple的广播剧,像丢在杂物堆里面的收音机,像废墟一样的桌面,像可爱的火柴,不都是很值得记住的,那些在凌乱生活中被我放进留声机的心情吗?

    那些心情,它们本是一时三刻的,但是忘不了,就也是依然如故的。